“永远做诗人”，因为在波德莱尔构建的诗歌观念里，它呈现了一种普遍性的特征，这在我们这个世纪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是在一百多年前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接受。

    《恶之花》被审判的前夕，圣伯夫向波德莱尔暗示在辩护时援引

    “所有的诗歌领域都已经被占据”，拉马丁占据了天空，雨果占据了大地乃至更多，拉普拉德占据了森林，缪塞占据了激情，戈蒂耶占据了西班牙及其色彩，其他人占据了家和乡村生活，所以他处理的主题总体上为形势所迫，这是惟一可自由使用的。

    这个理由在法官眼里显然不值一驳，而圣伯夫也确实在此案中一无是处：至少，他由衷地认定应该迎合公众的懒惰，而公众希望的只是每位作者都各属其类。

    对波德莱尔来说则恰恰相反，一位真正的艺术家，无论他是画家还是诗人，都不应对创作主题自设藩篱。

    在一篇研究雨果的短文中，他曾明确地说到这一点：那没有能力描绘一切的人，宫殿与破屋，温情与残忍，有限的亲情与普遍的仁爱，植物的优美与建筑的奇迹，最甜蜜的一切与最可怖的一切，每一种宗教的亲密感与外在美，每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与体貌特征，总之一切，从可见到不可见，从天空到地狱，这个人，我说，*就词的广义和上帝之心而言，并非真是诗人。

    你们说某个人：这是一位

    “内在”诗人，或写家的诗人；另一个，这是一位爱情诗人，而再一个，这是一位写荣光的诗人。

    但你们又有何权利这样限制每个人的才华呢？你们是否确定那个歌唱荣光的人不宜

    “以同样的才气”赞颂爱情？你们如此削弱

    “诗”这个词的普遍意义。如果你们不想简单地表示，这并非来自诗人的形势

    “直到目前”将他幽禁在某个专业里面，那么我总是认为你们在谈论一个贫瘠的诗人，一个不完整的诗人，即便他在自己的类别里灵巧如斯。

    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