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诚住在他的小酒馆里，那儿离功德林监狱近。

    每当情绪泛滥成灾时，阿诚便往肚子里猛灌烈酒，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，酒馆里的存酒就被他喝了个干净。

    阿诚起初不似明楼那般平静，在明楼刚被逮捕的时候，他只觉得恨，发了疯地恨，他恨透了世间万物，恨透了人性丑恶。

    明楼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可那样好的一个人，却被自己的同胞残害得陷入那样的境地。

    事已至此，他还能做什么？还能说什么？还能怎么平心静气地认为他们选择的路是对的！

    被朋友背叛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，是被自己的信仰所背叛，所出卖。

    后来酒喝的太多，心也被浇了个通透，阿诚反而渐渐平静下来。

    他选择忽漠视一切的政治活动，不听，不问，不看。心甘情愿藏匿在市井百姓里，一心一意地等明楼出来。

    没人知道他曾经的工作，没人知道他经历过什么，他们只知道，这个左手无名指戴着戒指的男人，终其一生，在等待自己的爱人。

    十二年，很快的。

    阿诚时常这样安慰自己。

    阿诚彻底放弃了对明弋的寻找，树倒猢狲散，明楼的情报网，他是动用不到了。

    仅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无异于大海捞针，而他现在也没多余的心思去找人了。

    起初的两三年里，明楼除了日日在墙内听到阿诚的歌声外，其它的时间他几乎不会想起阿诚，是的，他不敢。

    他强迫自己分散注意力，写的书稿堆满了狭小的牢房。

    后来明楼实在写无可写，阿诚的嗓子也唱哑了。

    思念就像鸦片一样，渗透骨髓，吞噬人心。

    阿诚发现自己嗓子哑得不能再唱戏以后，他便每天提个凳子，坐在墙角拉京胡，还是同样的旋律，还是同样的心境。

    就这样过了六年以后，程蝶衣实在看不过去，游说了阿诚好几天，才终于说动他，去一个中学做了老师。

    阿诚也不是为了给程蝶衣面子，他只是觉得，等明楼出来的时候，他得让明楼看见自己活得像个人。

    人一旦做起事来，生活就有了盼头，阿诚想着，只要将两批刚入学的孩子教到毕业，就能和明楼团聚了。

    阿诚虽然在学校里授课，但每天放学后，他仍然会提着京胡去监狱外拉上几个小时，他相信明楼一定听得到。

    阿诚是个八面玲珑的人，在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事，面对孩子，他可以是和蔼可亲的老师，

    面对校长，他，可以是聪明能干的下属，独自一人时，他就是座冰山。

    阿诚有很多面孔，这是他在新政府时训练出来的，可他现在唯独做不回自己，做不回在明楼面前的自己。

    明楼不在，阿诚再也没有发自内心地笑过，他的情绪，他的小心思，被封印在层层面具之下，再也没有人能一眼看穿。

    阿诚去当了老师，自然就不会按照从前的时间出现在墙外。

    明楼连着好几天没有听见阿诚拉京胡的声音，以为他出了什么事，收不到外界的消息，明楼有些惶惶不得终日。

    明楼担心阿诚，积郁成疾，以至于后来病发，被秘密送到医院住了几天。

    中央出于人道主义，开始持续给明楼配药，控制他的病情，明楼究竟为什么会得精神分裂，他们内部的人比谁都清楚。

    同情自然是有的，在党中央内部，明楼帮助过的人不在少数，可如今明楼头上有了那顶帽子，就算他们念及他的恩情，可又有谁，敢为他说上半句好话呢。

    在医院住了五日，等到病情稳定后，明楼又在深夜被秘密送回了监狱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些阿诚都是不知道的。

    在学校待得久了，同僚们知道阿诚这么多年始终孤身一人，便开始关心起他的终身大事。

    阿诚总是摸摸手上的戒指，带着淡笑回绝，说姑娘跟了他受委屈。

    阿诚带的第二班孩子开始准备中考时，他在酒馆的镜子前照了又照，看着自己纸片一样的身体，阿诚决定给自己加餐。

    他不想几个月后，明楼看见自己瘦骨嶙峋的样子。

    可是阿诚大鱼大肉地吃了两个月，却再也补不回当年上海世家二少爷的样子。

    一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公布时，阿诚正在精心挑选迎接明楼时应该穿的衣服。

    从服装店老板嘴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阿诚不禁笑叹自己这些年里不问政事，消息太不灵通了。

    不过也无妨，管他们作成什么样，只要他能见到明楼，那就够了。

    近日来，阿诚被那些拿着小红本念语录的学生们扰得不胜其烦，干脆辞了工作，回家一心一意地补身子，为了到时候明楼抱起来不咯着他。

    阿诚知道他们这样闹下去不是个好兆头，说不定会成为浩劫，可那又能怎么样呢？那些曾经在课堂里认真学习的孩子全像被洗了脑一样，不在教室里好好读书，一窝蜂地涌上街头，发传单，演讲，游行，冠冕堂皇地说着不可理喻的理论。

    所有人都疯了，整个中国都疯了，可阿诚还醒着。

    阿诚就算担心国家接下来的形式又怎么样呢？支离破碎的心就算被时间缝合了，也不代表没有疤痕。

    接下来会怎么样，这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他已经想好，等明楼出来，他们就去巴黎找明台。

    刑满那天，阿诚穿上他最好的棉衣，将他梳得一丝不苟的大背头藏进帽子里，最近那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太亢奋，见不得资本主义的做派。

    阿诚在监狱门口等了又等，从清晨等到日落，那扇厚重的铁门始终没有打开过。

    最后监狱的一个老狱警走出来递给他一张条子，阿诚看完后没说一句话，走出百十来步，才扶着监狱的高墙呕出一口鲜血。

    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，明楼再押八年。

    阿诚跪在墙下颤抖了好一阵，就算心里悲愤难平，可他却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。

    阿诚宁愿现在提把枪冲进去杀了明楼，再自行了断，也不想两人一个在内，一个在外，受尽折磨和思念。

    直到现在阿诚才明白，是他们错了，他们错就错在，生不逢时。

    程蝶衣被穿上戏服拉出去批斗那天，阿诚是在场的，北京胡同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与程蝶衣关系好，所以这祸，他也逃不了。

    阿诚双手被反绑着，就跪在功德林监狱门口，看着程蝶衣穿上虞姬的戏服，接过段小楼拿不稳的画笔给他描眉。

    阿诚至始至终没有发出过任何声响，他不想让墙里的那人知道他正在经历着什么。

    阿诚看见那些青春洋溢的红卫兵，有些面孔是他所熟悉的，阿诚想着当年他和明楼从日本人手里救出他们时，这些孩子应该还没出生。

    那些红卫兵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他的京胡，扔在面前起着哄让他拉上一段，岁月带走了阿诚手上的胶原蛋白，他用枯瘦的手指拾起京胡，用力拉扯，细密的弦割破了他的指尖。

    你还记得自己握枪时的样子吗？你还记得画笔的触感吗？阿诚问自己。

    不记得了，枪支生了锈，画笔发了霉，那些胆颤心惊却义无反顾的日子，他快要忘记了。

    阿诚甚至开始怀念起曾经硝烟弥漫的岁月，明楼坐在新政府办公厅，深陷泥藻却又洞悉一切，多好。

    如今那双如猎鹰般的眼睛，恐怕也不复清明了。

    红卫兵看阿诚闷葫芦的样子，终于失去耐心，七手八脚地给他戴上一块牌子，然后将他狠狠推搡在地上。

    阿诚躺在地上微微侧过身去看程蝶衣，他的双手还被反绑着。

    阿诚在执行任务时不是没有被绑过，只是那时他会死死盯住面前的敌人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才能让他死得更快，而现在，他却只能由着背后的年轻人对他进行辱骂，批斗，心里却再也翻不起一丝波澜。

    心如死灰，阿诚活到五十二岁，如今才有了切身的体会。

    阿诚在一旁看着段小楼为求自保，揭发程蝶衣吸鸦片，与结发妻子划清关系，再看见程蝶衣情绪失控，揭发段小楼，揭发姹紫嫣红，揭发断壁残垣。

    他眨眨眼，还是落不下泪来，阿诚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像是有穿堂风吹过。

    后来红卫兵们走了，程蝶衣也走了，阿诚一个人，在监狱门外长跪不起。

    跪了一天一夜后，阿诚收拾了简单的行礼，孤身回到上海，没告诉任何人。

    他只是想回去看看，当年为了躲避戴笠时，仓促中落下的那副画是否还在明公馆的墙上。

    荒废了数十载的明公馆在一个夜里灯火通明，若不是红卫兵们信奉唯物主义，说不定还以为是闹鬼了。

    阿诚将落满积尘的家里里外外打扫个遍，后花园的杂草因为长时间无人搭理，已经没到了他的腰。

    从衣柜里翻出曾经的西装和大衣穿上，阿诚在客厅里支起画架，细细修补起那副有些掉漆的家园来。

    补到最后，阿诚看着画框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，索性将它拆了下来。

    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”落款，明楼，于一九四二年中秋。

    阿诚翻开画的背面，看见发黄的画纸上写着这样一句诗，那是独属于明楼的苍劲字迹。

    干涸了十二年的眼睛终于变得湿润，阿诚在一九六五年的冬夜里，抱着画躺在地上，哭到晕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