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河南巩县王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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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暑期回到老家老宅避暑,闲来无趣到楼阁上,看书打发时间,无意之中在一堆散乱的书籍之中,寻找到一本陈旧的家谱和散落在各处的旧日记,这些日记的主人属于一个叫王振声的年青人。于是我边做下来仔仔细细的读日记,慢慢的我被日记中的事情吸引,跟随日记回到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。

    翻开日记第一页,是这样描写的:本人王振声,生于中华民国13年2月11日,陕西省户县人,居住在终南山脚下,一个无名的小镇上,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在这里,家中本是书香门第,只因世代经商略有薄财,良田百傾,家丁长工下人数十余人。我一生有过几房夫人。

    关中话有这么一句话说道:“自古以来,都是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帅,关中土地自古埋皇上。”要说这关中平原,泛指大西北以陕西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平原地区,号称八百里秦川,周围山峦起伏,函谷、萧关、大散、武关、潼关、金锁等险关,扼守着这一地区的进出要道,因位居雄关之中,关中因此而得名。

    现在的人们一提起大西北关中平原,人们的印象中多半是满目黄土漫卷西风的苍凉,亦或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萧瑟。其实,关中平原素来有西北粮仓的美名,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,太史公司马迁就在自己撰写时就称:“关中自汧、雍以东至河、华,膏块沃野千里”,“关中之地,于天下三分之一,而人觽不过什三,然量其富,什居其六。”古时候关中地区的富庶可见一斑。这里南依秦岭为障,东面隔着黄河与中原遥遥相对,外有雄关漫道,易守难攻,内有一马平川,丰衣足食,特殊的地势具有如此的战略优势,也就不难理解,为何古代有众多王朝皆选择在此定都,从而有了“秦中自古帝王都”之说。从三千多年前周文王迁都沣京之后,现今西安一带及周边地区,就成了周、秦、汉、唐等十二个王朝的京畿圣地。自此,关中可是实足冒了上千年的龙烟紫气。

    然而,星转斗移,沧海桑田,千百年的岁月流逝过后,古今多少事都成了浓缩在书架里的抽象文字,一本一本厚厚地叠了起来,被后人称作为历史,而在这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之中,昔日的帝王京畿宝地终于盛极而衰了。到了近代,由于交通不便,经济发展落后,司马迁笔下的“膏块沃野千里”早已被无情的岁月冲刷得风光不在,当年为秦人们所鄙夷的南蛮东夷之地,却成了富甲一方的后起之秀,似乎在验证着老祖宗有关风水轮流转的神秘论说。目睹昔日蛮夷之地假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的迅速崛起,曾经傲视中原的秦人的后代们只有无奈地瞠乎其后,他们守着这块不再冒帝王紫气的闭塞的古老土地,默默地繁衍生息。

    咸丰九年(1859年),河南发生了大饥荒,在接下来的两年,道光十和十一年又都是大荒年,所谓老话“熟年馑”。连续的荒年使得大部分乡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

    祸不单行,此时又适逢老毛之乱,英法联军入侵北京,咸丰皇帝仓皇逃出京城,紧接着又被一路追杀,最后躲到承德避难来了。虽然是落荒而逃的皇室人马,但皇家的排场总是撑着不能将就的。但是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却是祸不是福,他们非但享受不到皇上的雨露恩泽,相反还给摊上了沉重的负担。一应繁杂支取多由河南省供给,贫瘠河南省地方官府为了筹集银两,用以支付额外的皇家庞杂开销,除了加重各种捐税之外别无他法,这对正在荒年中挣扎的河南农民来说,无疑又是雪上加霜。

    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年头,要想在巩县的农村里找出大户望族人家来,简直是凤毛麟角,若论日子还略过得去的小康之家,巩县南门的王家村的王家还可以算得上一户。

    王家村位于巩县南门,离城里大约五华里,在巩县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庄,当时有村民近千户。村子的北头住着王氏三兄弟,老大是王炳德个小生意人做着一些小买卖,老二王炳洋是个秀才,老三王炳章在家种地务农,这一家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下,典型的农村常见的耕读之家。王家兄弟祖上的家世,现在已经难以查考,据王家后代的回忆,他们的祖辈世代在河南当地务农。王氏在当地是个大姓望族,但是三兄弟的父亲这一支却并不兴旺,他们的父亲早年生活还相当清苦,因家世单薄人丁稀落,曾经遭受过族里有钱有势人家的欺负,田产传到三个儿子的手上并没有几亩地,可以说家境贫寒。到了王氏兄弟这一代,三人勤勉吃苦慢慢撑起了一份薄产,总算摆脱了贫困,后来虽然各自成了家,兄弟三人仍旧合住着一个院子,相处和睦。几年之后,三人才协商一致友好地分了家,按照当地的风俗,幺子不离老家,老大王炳德居住巩县城里的店铺,老二王炳洋则分到了园子继续读书,人称“园子爷”,老三王炳章在老屋守家和田园。

    论学问,老三王炳章比不上哥哥们,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财力有限,家里只够供老二王炳洋一个人读书的缘故,老大王炳德和幺弟王炳章没机会正经喝过几天墨水,老大王炳德在外面奔波时,闲暇之余依然坚持学习,数十载自后也算是半个文化人。老三王炳章他也不存什么读书考功名的奢望,只是用心在家侍弄庄稼。论种地,他可是乡里闻名的一把好手,王炳章自小与农田打交道,平时做事总爱琢磨个究竟,同样的种子到了他的手里就会打下更多的粮食来,乡里人也爱向他讨教经验,都称他是耕种状元。分家之后,王炳章靠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持家的能耐,把一份家业逐渐扩大。当地的穷人家养牛,富人家养骡子,王炳章虽算不上富人,却既养骡子又养牛,还在村里拥有了近三十亩良田。别看地不算多,因为是一年可以收成两次的水田,在河南属于十分金贵的好地,地也就特别值钱。能拥有这些田产牲畜,足以让一般的贫苦农家羡慕不已了。

    王炳德为人诚实本分,但生性并不木讷,可以说他是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。打下的粮食供家人温饱之余,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囤积在谷仓里,于是他后来又寻思着做些买卖,多年之后,他和老三在巩县开起了米铺,开始主要经营自家地里出产的粮食,由于生意不错,后来米铺越开越多,也兼收购别处的粮食。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,王家后人在陕西西安的家产除了城里的几家商铺之外,在村里也陆续又买下了一些良田,土地扩展到了一百二十多亩,家里还雇有好几个长工,在村子里属于相当殷实的人家了。

    他的孙子王继樘晚年,已经是一副老太爷的派头,常常端坐在太师椅上,在家对门的楼台上看风景。这点身家,按照后来土改时评判成分的标准,当然就属于地主阶级,他也的确被划为地主,此是后话。

    说到地主,人们可能会联想起早年影视作品中的南霸天、周扒皮形象,他们骑在贫穷农民头上作威作福,弄得半夜鸡叫对农民盘剥无度,遭人痛恨。不过这种脸谱对王炳德、王继樘爷孙俩显然是不合适的,像他们这种不靠祖传,全凭自己奋斗创下一点家业的农民,一般仍不脱劳动人民的本色,凡事还是亲历亲为。他们这个地主既不吆五喝六,也不斤斤计较,虽然也雇工,但对下人还挺体恤,在村子里有着相当好的人缘和口碑,再说他自己克勤克俭,也下田种地,收获的庄稼总是比别人家的又多又好,村民们朴实得很,看重实在的东西,农民的营生就是种庄稼,既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,自然就赢得了村民们的敬重。

    同治元年(1862年)王炳德娶了亲,妻子名叫何秀英。秀英人如其名,长得秀丽端庄,是一个贤惠的内当家,婚后不久,她和王炳德便育有一子,名叫王瑞军,字秀甫。就这样,不到而立之年,王炳德老婆孩子热炕头,既有家又有业,俨然是村子里颇为体面的人物了。有了这点家底子,虽然算不上富贵之家,但相比那些在荒年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佃户农家,王家三口的小日子还是过得相当不错的。

    同治四年(1865年),几年前的三年大饥荒和战乱总算结束了。

    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,八月里,正是一年中阳光最火爆的季节,一望无际的原野,在盛夏的骄阳下几乎被暴晒得脱了一层皮,田头的泥水踩上去满脚都是滚烫的感觉,就连最勤劳的农民,此时也只想躲在屋子里歇歇脚。

    这天,王炳德即没有去买卖,也没去下地,他倒不是要在家里躲日头,而是他十月怀胎的婆姨又生孩子了,这是他们夫妻的第二个孩子,还是一个男孩。这一天,是同治四年农历六月二十八。

    孩子出生在三伏天里,酷暑难当,王炳德从婆姨手上接过小娃娃,顾不得抹一把满头满脸的汗水,捧着土布包裹着的襁褓,对着刚出生的二小子左瞧右看舍不得放手。农家多喜男丁,孩子又生得浓眉俊目,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娃娃,也难怪王炳德乐得合不拢嘴。

    这个当父亲的安分守己的农民并不会想到,此刻在他怀里闭目恬睡的小娃儿,有朝一日会自己分离自己的子孙,会在国外继续为自己家族开枝散叶。此时的王炳德当然不可能对三十多年后的祸福未卜先知,他只顾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。王家兄弟的下一代,孩子取名与字全都以“瑞”字开头,王炳德便顺着这个名号,给儿子取名瑞仲。长安悲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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