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照此路数发展下去，张资平应该会成为

    “抵抗文学”中的领军人物。抗战军兴时，他跟随着其他学者奔赴广西大学任教，结果日军轰炸广西，自己又遭到同事们的排挤，旋遭广西大学的解聘，不得已他又从广西躲避至越南，最后乘船从越南回到了上海——选择回沪的张资平等于在逻辑上终结了自己

    “抗战作家”的生命，

    “第三个张资平”遂粉墨登场，

    “汉奸”这一头衔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文学贡献所给他带来的名声。回到上海的张资平开始遭到

    “吉斯菲尔路76号”日军特工总部的骚扰、恐吓与利诱，一方面又面临生命的威胁，于是便在威逼利诱之下逐渐走向变节。

    虽然只在伪政权内

    “被迫”做到

    “伪中央研究院”地质学研究员，但是由于之前其知名度太大，且又在日军淫威下

    “为求自保”而未能

    “以身殉国”，遂成为名噪一时的

    “文化汉奸”。笔者在这里详叙张资平的创作生命及其分野，乃是为了审理《絜茜》月刊的创刊背景及其思想主潮。

    《絜茜》创刊于1932年1月15日，通过张资平的上述经历我们可以知晓：在创作上，此时的张资平正是因为《天孙之女》大红大紫时，人生中最华美的一段刚刚启幕；在政治上，他又是

    “第三党”的新成员，而且该刊创刊前一个月的11月29日其好友兼

    “入党介绍人”邓演达又遭到当局暗杀，甚至在该刊流产的

    “第三期”预告中还准备刊发邓演达的遗稿——因此，于情于理来讲，作为《絜茜》主编的张资平此时都没有做

    “御用文人”的可能——准确地说，当时的他对于国民政府当局是充满不满情绪的。

    那么，从《絜茜》的解读，应该从对张资平

    “去蔽”的文学史本身开始。

    </p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