英国现代历史学先驱伯林布鲁克认为，当纸质史书与亲历的口述史发生冲突时，口述史有着可信任的优先权。

    因此，上述这段史料我们无疑是不能忽视的，该文的撰文者万鸿年，当时是大众书店的编辑，后来担任过农工党北京市宣武区工委第一、二、三届主任委员，文中所提到的季方后来担任了大陆的政协副主席，是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，孙炳文与任锐的女儿则是话剧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妻子、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，而杨允鸿却是国民政府的政治犯，有过被当局拘押的经历，属于当时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——需要说明的是，万鸿年所提到的另一位主编

    “丁丁”并非名为

    “丁夜莺”。因此，笔者在这里对于他的生平不再赘述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我们学术界所关注的却是

    “第三个张资平”——即1937年参加

    “兴亚建国会”并担任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主任的

    “变节者”张资平。而他变节投敌则是好友郁达夫在1940年4月19日《星洲日报晨星》上揭发的，郁达夫在文章中训斥其为

    “丧尽天良的行为”，继而领袖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上又对其点名批判，使得张资平文化汉奸之名扬名海内外，成为众矢之的。

    以至于抗战结束后，胡适、陈立夫均拒绝为其说情，他险些身陷囹圄，几乎成为流落上海滩的流浪汉，但是1949年之后没多久，他旋即因

    “汉奸罪”被投入监狱，最后死于狱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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