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形式”所占的比重每况愈下。看看休谟吧；假如在休谟的理性指导之下，写了一段从1780年至1840年的法国史，哪怕用方言写成，人们也会拜读；其写作方式如同《民法》一般。

    既然您因此受到了伤害，我会对《巴马修道院》的风格进行修改，不过我会感到十分心痛。

    我并不欣赏时下流行的风格，因为它让我急躁。克洛迪安、赛奈克、奥索斯之流大有人在。

    一年来，人们告诉我，有时必须要通过描绘风景或者衣饰等来为读者解闷。

    但别人笔下的这些东西，已经让我厌烦无比！我试试看吧。至于在当代成名，若是没有《巴黎画报》，我根本想也不会想。

    十五年前我对自己说：如果我能得到贝尔丹小姐的芳心，托她的福每周被人吹捧三次，那么我就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候选人。

    只有当社会中不再充斥那些粗俗的暴发户，而且尤为推崇贵族，这个社会才不会再屈从于权贵的报纸。

    在1793年之前，公众的认同才是书籍的真正法官，但如今，它对1793年上架的新书充满期待，但又内心恐慌，因为它已不再是法官。

    请看一下圣托马斯－达甘爱尔维修作出的下列论断完全合理：实用性原则或者利益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惟一指南。

    但是，由于他内心冷漠，他从未体验过爱情、友谊以及其他所有新奇独特而强烈的激情。

    可能爱尔维修从未想到这些兴趣的存在；很久以前，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读了他的作品：善良的读者太容易上当受骗了，也许绝不该使用

    “兴趣”这个词，而用

    “快乐”或实用的原则取而代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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